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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张维迎老师实战经历真情演讲

| 小龙

张维迎:

点评很不容易,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,我和冯仑是大学同班同学,但是我在我们班的时候,我们看他有潜力成为一个政治家,没想到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。因为他是搞研究出身,所以下海之后仍然不断的进行学术研究,所以自己读书,而且拿到了博士学位,所以被称为商业界的思想家。我本人和他的交流比较多,所以他很多故事我原来有一部分听过。

刚才他讲的非常精彩,他是以自己做企业的感受,讲到民营企业经历的几个阶段,特别是谈到怎么处理创业元老之间的关系,怎么分家,一直到现在怎么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。主持人说我对他的观点有批评,今天也他不上批评,我们只是交流,也许对郭总的批评更多一点,但是他不想让我批评他,所以安排别人点评。

给我安排一个小时时间,我觉得有点长,既然如此,我就结合点评他,讲一些更宏观的问题。有一个统计,就是200年前,人类所有消费产品是十的二次方到三次方,就是几百种,各种各样的、镰刀、斧头、钥匙都算上。现在人类消费产品有多少呢?是十的八到十次方。我们消费感觉并没有那么多,因为我们消费东西的时候,比如手机的时候,实际上是花费了成千上万的产品生产出来的。人类最初消费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,比如镰刀、斧头这些工具,尽管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麦子是怎么种下来,怎么收割,然后面市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老师

怎么是十的二到三次方产品变成十的八到十次方呢?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各种产业链条的延长,原来一个人做的事,现在无数人去做,我们在吃馒头的时候,在座的可能没有人种过麦子,没有人磨过面,但是这些都有人去做。问题是怎么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转变?在80年代的时候,我就有这样一个结论,就是靠企业家精神,包括在座的各位。我们想一下,我们看西方200年,我们想中国30多年前,我们除了“富二代”之外,大量跟我年龄一样的,更小的是70后的应该有记忆,我们产品非常匮乏。我们今天用的大部分产品,我们真的想不到,就是打死也想不到说20年之后、30年之后我们可以用上手机等等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人创造的,创造这些东西的这些人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,我们一般人思维是循规蹈矩,企业家是什么?他就看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,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,他没有任何经验,也找不到任何统计数据,但是他们就做出来了。所以,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合作,也是冯仑的同学,写了一本书叫做《论企业家》,这本书大家可能拿到了,已经是第三版了。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能不能发展,不是看所有人做的事情,而是敢冒险这些人在做什么?这个里面有两类,一类是等级制度当中政府系统,还有部队,另外一个就商业。这两个领域都有一个特点,就是赢家通吃,或者经济学术语叫做报酬递增。什么意思呢?你是一,我是二,你的是一,我就是三,另一个人,郭总是三,那么他就是六,或者七八。所以,大家看到企业家很多,但是最顶尖的企业家,像比尔盖茨、李彦宏、马化腾,这些跟开个小餐馆,做个小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问题是什么东西才能使得这些有才能的人进行这种选择,就是激励制度,我要做什么?是当官还是做生意?这个不仅仅是能多赚钱,我强调一点,前面很多伟大的企业家,包括在座各位,你可能一辈子、两辈子都消耗不掉你们挣的钱,为什么我们还在努力呢?这是人性的特点,我们在追求卓越,我们在追求成功,我们尽量发挥人身上的生理的、心里的、精神的潜力。所以,这激励制度就非常重要,在中国古代,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前,有两千多年的时候,中国最有才能的人干什么去了?大家知道都在当官,因为是报酬最高的一件事。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,我们之所以能够给普通人提供这么多的无数的产品,为什么?就是我们这些最有才能人的选择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我在十几年前就说中国企业家到三代,现在已经到四代、五代,我只看了三代,而且我这本书里面预测了两代,没有谈三代。第一代是什么?很简单,就是农民企业家,农民企业家是什么呢?在中国计划经济下,有很多有企业家才能的人,但是我们管的很死,你做生意不可以,这些人都当农民,偶尔有做的,就按照投机倒把抓起来,关几年。所以大量有才能的人都跑到政府去了。但是还又有身份管制,想当官也当不了,当兵也当不了,只能当农民。所以,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,释放出第一批企业家,他们觉得做生意比当农民好,他的创造性的发挥,还有其他精神的需求。所以第一代农民企业家,从个体户到企业,一直到后面的私人企业。

第二代是什么?就是官员性的企业家,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“92派”,有一些年代符号的色彩,大体上和我说的第二代是类似的。冯仑我想他是第二代,他们在政府都是处级干部,处级干部在北京不算什么,在地方就是大官,是政府一个重要的官员。我说在北京不算什么,就是职位不算什么,但是处长权力很大,所以有人说“处长经济”,也是有一定道理。

他们为什么要下海?我想也是激励机制,简单的说就是在1989年之后,1988年中国宪法承认私有企业,就是在1988年之前你去工商局注册一个私有企业不行,你只能注册个体户,个体户规定雇人不能超过8个,尽管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灰色的私有企业,一些戴红帽子的企业本质上是私有企业,但是打的是集体企业的招牌。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1989年之后,一些在政府工作的人由于各种原因,下海了,原因可能是他们觉得政治上前途不是很光明,而且可以说是非常不光明,已经没戏了,怎么板呢?他要生存,那就寻找一个机会,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这个事,包括冯仑也是这样,他刚才也讲去给牟其中打工,每天十块钱,职位还是办公室主任。我为什么给他房子住呢?我觉得他太可怜,他没有地方,我还有一个小棚子。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,给我们更多的自由,当官了还可以做生意。所以官员型的企业家,刚开始没有想做企业,他们还是居高临下,尽管他们也像我一样鼓吹乡镇企业,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是看不上他们的。1988年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个调子,就是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排在第一,但是政治地位倒数第一。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转向这面。后面随着体制改革,做生意机会越来越多,特别是再后来城市改造,房地产出现等等。

第三代就是海归,2000年左右这些高科技的,我就不细讲了。我讲这些都是激励机制的转变。我们人都很聪明,知道我应该做什么,但是不一定你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,因为我们人的知识是有限的,我认为正确的选择最后可能是错误的,所以我们可能犯了很多错误。像我没有选择下海,那是因为我自己还是深思熟虑,因为我不具有企业家素质,我不愿意跟那么多复杂关系打交道,我也不愿意求人,我也不愿意领导那么多人,大家都知道做企业麻烦的事就是老要替那么多人考虑问题,那么多人等着你吃饭,所以我这个人喜欢自由。不管怎么说,我讲冯仑当时下海这代认不是完全自愿的从小时候就雄心勃勃的,他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,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到了这一步,就是有才能的人,我当不了官,我还可以赚钱。而且原来当官可以享受的,普通人享受不了,现在当官能享受的,普通人也能享受,房子、车等各种东西,这些不用我讲了。

这三个我觉得非常不一样,冯仑刚才讲的一个独立的企业的过程,但是我们整个国家来讲,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程度比较低,我在80年代那本书里面也讲了,企业家精神和文化程度没有多大关系,而且大学没有毕业的人可以带好博士生,比如比尔盖茨这样的人,因为这是特殊的才能。尽管我是管理学院的院长,但是我认为管理学院教不出企业家,可以给你增加管理知识,也许增加你成功的概率,但是这些人能不能成为企业家,那是天生的。我觉得第二代很大程度上比第一代做的快得多,但是不能不回避第二代企业家一开始就和第一代不一样,第一代企业家要见一个乡镇干部都很难,都会被乡镇干部训斥。但是第二代出来以后,他们就有很多知识,为什么很多第二代在房地产发家,第一代人真想不出这些事,第一代人只想针头线脑、卖袜子可以赚钱,他真想不到这么大,要素可以重组一下,工厂从二环内搬到二环外,这块地就可以赚钱。这是第二代可以做的,第一代做不了。第三代和他们更不一样,就是海归。第一代没有钱,第二代就是空手套白狼,第三代人家是携带外国人的钱进来的,所以这个治理结构从一开始就非常不一样。

接下来,我针对他说这些东西,我想提出一个概念,这个概念我在另一本书《理解公司》里面讲的比较多。我们经济学讲公司是什么?公司就是一个和约,和约是什么意思?合同。合同就是说所有人都自愿达成一个协议,这就是合同,如果你强迫别人,这就不能叫合同。所以,要自愿达成的,为什么要人自愿达成一个协议呢?我们在一块玩儿比单个玩儿要好。为什么好呢?这里面有好多原因,而且各有所长,那么多人合作起来就好。公司里面最重要的和约是什么?我们一般讲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和约,这个不细讲了。我要说的是第一代人,比如个体户。第二代人很少一个人单独干的,一般是弟兄几个,比如万通的六君子,都是在1990年之前就认识的。但是他们这个和约和我们现在看的和约不一样,我们可以叫做隐性和约,就是大家谁都没有坐下来谈说成功了以后,你占多少股,我占多少股。为什么?我觉得有一个原因,就是当时没有人会认为特别成功,没有人想到会赚那么多钱。所以,刚开始大家住在一块,大家有东西都拿出来。但是这种不完全的或者是隐性和约就埋下很多后患。这个后患在成功之后,大家知道人是利益的动物,成功以后谁拿多少?这家公司倒闭了,你看几个合伙人之间关系一般比较好,共患难。同甘苦就比较难,就是要分股权也好、财产也好。

分的当中,大家知道有一个麻烦,这个麻烦一个就是我们人性,我们人性是什么呢?每个人通常都会高估自己,心理学家有研究,成功的东西归功自己,失败的东西归咎于别人。大家想五个人合伙,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贡献在50%以上,这五个人加起来超过250%了,你怎么分这个东西?矛盾就会多。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?我们在中国做企业,他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制度环境,我刚开始讲的企业家能力是要打一定折扣的,这个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你是不是有企业家能力,还依赖于你有没有特殊关系、特殊背景。有的人从企业家能力的角度,他真的很笨,他不可能成为企业家,但是你搞定一些关系,税务部门、工商部门,他就有朋友在税务局,或者小舅子在工商局,他就可以搞定这些。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伙人,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一开始很重要,没有这些人这个公司办不起来。但是随着公司成长起来,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,而且你自己也通过各种方式把关系也搞定了。所以原来在这个公司有价值的人变成没价值了。原来价值小的人突然变得价值大了。这个时候就为谈的财产分配带来很多问题,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都会影响这一点。当然还有人的进步,我观察到一些民营企业家,比如一个团队,走在前面的就是一个人,其他人越来越远,这些人怎么办呢?你不让他当副总吧?他跟我情同手足,是我们一起创业起来的,人得有良心,不能过河拆桥。但是你让他继续在这个位置,这个公司就会越来越糟糕。所以,所有公司起来以后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当然,这个问题能不能处理好,这个很关键,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没有处理好,公司就垮了。我观察万通冯仑他们在这个上面是做的比较好的,这个也跟这些人有没有视野有关系,比如说有人看眼前,这个只有1%,有些人看未来,这个1%是有多少,1%是一块和1%有一千万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六君子是比较理性的在处理这个,六君子有些人还叱嗟风云,但是有些人已经默默无闻,但是他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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